证人强制出庭，但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可例外，这是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全新规定，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燕来律师在8月26日就此问题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说，此修改告诉我们几个信息：

1、我国将逐步建立证人豁免权制度，

证人作证豁免权，是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，在特殊情形时，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。如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时；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；心理治疗人员在与病人沟通时；宗教人士接受忏悔；还有新闻记者、公务员、公证人、特殊员工等在履行职务中掌握了国家改密、技术秘密与商业秘密时等等。

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，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8条还作出了排除上述豁免权的规定，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，都有作证的义务。此次“证人强制出庭，但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可例外”的规定就是逐步建立证人豁免权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。

2、刑事法律移植本土化在不断深入和加强

免除部分亲属作证义务，这不是创新，而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继续和恢复，并且还谈不上发展的问题。“亲亲得相首匿”是汉代刑罚适用原则之一，亲属之间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，不得向官府告发。此原则来源于孔子宣扬的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(《论语•子路》)， 这一刑法适用制度自汉宣帝（公元前73年继位）以后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刑事法律原则之一，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，并走向成熟。在随后的宋律、元律以及明清律中，一直为后世历代所沿用。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，1935的《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》和《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》，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。

这个制度也随着儒家文件的海外传播，而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。如韩国、日本等，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在现行法中都有类似法律规定。

清未五大臣出洋以来，开始了我国法律制度的移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亲亲得相首匿”这个制度一直没有恢复，我国现行刑诉法中“亲亲不得相隐”的规定，严重背离了我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，强行立法强制执行，结果与生活习惯、文化传统、习俗相脱节、相冲突，这一现状应当改变。

三、应建立部分亲属证人可选择不作证制度

仅仅规定部分亲属可不出庭作证是不够的，应当进一步建立证人可以选择不作证制度。如果侦查人员找部分亲属调查情况，此时亲属就可凭上述规定不配合吗？当然不行，因为部分亲属不强制其出庭作证并没有排除庭外作证的可能。所以，这个规定虽然有进步，但从本质上来说，还很不够，应当进一步深化。

总之，这次对部分亲属证人作证制度的修改，总体来说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。它不但有利于人性、人权、亲情社会的打造，有利于教育、感化罪犯，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，也有利于防止法律权威的降低，使得法律更加亲民，激发公民自觉守法的积极性。

上海辩护律师胡燕来，二十年只做法律，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,上海卢湾区优秀律师，九年检察院实战工作经验，擅长刑事辩护。免费咨询159018011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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